《竞争情报》内刊走过了10年,一共出了40期,本期是最后一期。2015年起,《竞争情报》将成为正式刊物公开发行。所以,本篇可以说是内刊主编卷首语的"关门之作"。在这最后一篇卷首语中,我愿意分享自己的一个体会,也可说是给本刊读者的一句新年寄语:相信情报的力量。以统计方法显然无法证明情报人比其他行当的从业人更加聪明;如果说过去身在专业情报机构或部门,多少还有些文献资料数据库方面的"得天独厚",那么今天这些优势基本上不复存在;而在方法工具方面,我也不想强化新入行者可能有的错觉。坦率说情报工作独有的方法工具本来就很少,而且就完成真实的情报任务而言,一些高明的方法能用上的机会可能更少。那么,这个"情报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我认为,情报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分工。因为社会存在对这个工作的需求,而我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虽然任何专业人员实际上也都在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但这对他们是辅助或附带的工作,而对情报人员这就是主业,所以我们的实践机会当然要比别人充裕,很自然就会更加熟悉信息源和了解数据库。

在纪念《竞争情报》杂志创刊10周年之际,我系统地回顾了竞争情报在中国演进过程,发现有一种精神是竞争情报在中国起步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我们老一辈惰报人具有一种发现提携新人的精神。在包昌火老师身上就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包昌火老师是中国竞争情报事业最重要的研究、倡导和推动者,最近一些报刊文章已经总结了他早期在情报研究实务及情报研究方法、后来在创建中国竞争情报行业组织、创立以Intelligence为基础的情报新理论,

大数据话题依然热气不减。我也认真思考过大数据与情报分析的关系,一些想法在国内外做过数次演讲,并已经写过相关主题的"卷首语",其背后大体上是介于谨慎乐观和不乐观之间的感觉。假如死扣某些大数据所谓的"套路",现有情报工作者的机会可能真的很小,但是如果把视角转移一下,即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多关注和利用可获得、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新数据,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空间的。这里说新数据,是因为文献计量和专利统计加上问卷分析获得数据已是传统情报分析的常用工具,其用途和局限也都已周知,只有探索一些新路才有创新机会。

十多年前,加拿大Goldcorp公司那位老板在麻省理工受到Linux开发模式启发,将开放式集纳社会智慧的思路用来找金矿,不仅自己以几十万美元的代价获得高倍数的回报,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众包"模式。以往技术经济情报工作者是把"众包"以及相关的开放式创新、集体智慧和游戏化等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动向和新模式在推介,实际上,众包恐怕也是情报工作本身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我本人是社交媒体的"菜鸟",一直不敢用微博,上微信也是被动的,然而还不到半年我就感受到,

观察和判断世界技术发展趋势是科技情报的基本任务。人云亦云不难,当然也没什么价值,难点在于如何从起于青萍之末、尚未成"势"的片断信息中判断出潮流和趋势的存在。回顾近30年的情报工作经历,我感觉国内对技术趋势的发现和传播基本上目前还是被动的,可以说主要是外部推送进来的。其"路线图"大致如下:一是经过专业渠道发出他们的声音,具体方法是行业或咨询公司专家来华讲座;

在一些文章甚至专著的描述中,企业情报工作就是一个中心(情报部门)、三个基本点(文献资料、信息化平台加情报分析),其作为就是收集许多信息,采用方法或工具挖掘出其中的有价值情报,支持企业决策、提升竞争力。这当然不错,但是有点企业经验者可能不得不承认,那样的模式只是企业情报工作被贴上标签的那一部分,而实际的情况可能还要宽泛得多、复杂得多。

谈到大数据,情报工作者可能很容易兴奋起来。首先,大数据产生价值的实质性环节就是信息分析,到目前为止它的大多数应用可以视为是竞争情报在广义上的同道;其次,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里很热门的文献计量、网络计量等似乎也能与大数据分析学发展轨迹相衔接;最后,尽管具体细节很少曝光,大数据在军事情报领域中正在大显身手,美国政府公布的国防部大数据计划项目差不多皆可归为军事情报类别。但是细想下去,竞争情报如何能够得益于大数据趋势,恐怕并不是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以下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或可以视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切入点。

最近在一次产业技术情报会议上,法国经济情报专家克莱尔和我的投影讲稿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同一本书的封面图像,那本书是未来学者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差别仅仅在于他采用的是英文原版封面,而我的则是今年6月刚出的中文版。这并非偶然,在本刊2011年春季号的卷首语中,我讨论了情报工作要从跟踪走向引领,对重大趋势的观察发现和分析研判本来就是战略情报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产业面临转型发展的时刻,尤其需要对技术和产业未来重大动向和走势的预见,如果真有一场影响巨大的"工业革命"初现端倪,而情报工作无论缺席或失踪,都将是严重的失职。

本来已经起草了一篇"卷首语",但在读了本期"CI百家谈"专栏的一组稿件、看了那位情报学研究生应聘视频后,突然产生参与讨论的冲动,所以就有了这篇重写稿。我以前多次发表过"汪重在工作实践中培养情报人员"的观点,本刊2010年秋季号的"卷首语"则专门讨论过情报人才的在职培训,现在再来谈谈对情报学教学的看法,也算把一个话题说完整了。在情报人的"大用户"单位工作多年,自己心目中情报人才理想的学历结构应该是,本科在非情报领域,到研究生再读个情报专业。

今年初,胶卷巨头柯达黯然申请破产,因为它未能从一个整体下沉的产业中跳出来,找到新的发展平台。当前,在全球经济低迷冲击和信息技术推动的双重影响下,中外企业寻找新的生长点已经是一种趋势,在许多企业甚至正成为常态。不久前"武钢养猪"招致议论纷纷,不过是因为反差太大,比较引人注目而已,然而,在几百年的现代企业发展史中,瞎转型乱搞多元化从而导致企业衰败甚至加速灭亡的案例也不少。

这些天NBA篮坛上曾经的冷板凳球员林书豪声誉鹊起,大众对他的关注早就超越了球艺,不仅从家庭背景到哈佛学历、还有从宗教信仰到族裔国籍,着实掀起了一股"林来疯",而其中甚至还有我们情报分析人员值得一看的故事。篮球是美国仅次于橄榄球的几大"国球"之一,不知道有多少专家、教练甚至赌球的部在做分析搞研究。令人大跌眼睛的是,在"林来疯"潮中,美国联邦快递一位籍籍无名的驾驶员、51岁汉子魏兰德一举成名,因为2010年5月他在一个篮球分析网站上发表了预测文章,断言"林书豪是NBA选秀中最有可能带来惊喜的球员"。

企业技术情报工作不能完全靠经验靠摸索,也需要做基础性、工具性或演示性的研究。目前,企业自已做的这类研究非常少,而由包括商业公司、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主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产生平台、框架或方法工具,比如技术情报系统、专利计量分析和网络链接分析等,相当于给企业展示了什么样的手段可供使用。

不久前与一位资深的企业情报专家交谈,他提到曾去日本同业公司拜访同行,发现对方出场的情报人都在成熟的盛年,这在国内是难得看到的。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最近有较多的机会走访了解企业的竞争情报实况,普遍的感觉是企业情报队伍都相当年轻,包括一些很大、很著名的企业,其情报相关部门人员不仅平均年龄看上去很低,负责人大多也相当年轻,而中年骨干则看到不多。

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信息主要可以通过文献检索来满足,但是竞争情报的信息需求却远远超出了文献检索的范畴,人际情报就是文献以外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最近情报界出现的人际情报热,可能是互联网上社交网络兴起后的副产品。2.0版的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各种人群,不仅形成了新的信息源,事实上也构建了全新的传播手段,这应该是值得竞争情报工作者关注的重要动向。

常常听到关于"输在起跑线上"引起的各种争议,而在产业技术创新工作中,我们确实遭遇了"起跑线"问题。在这点上,不是中国企业不努力或不肯钻研,甚至经常也不是我们缺钱少资源,而是当我们看到起跑线、甚至知道有这么一个赛场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跑出一半了。而且经济技术国际竞争不是奥林匹克,没有"亚军"的荣誉,领先者跑马圈地到达的地方,就是它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商誉。

竞争情报概念20多年蹒跚走来,虽依然存在误解甚至曲解,终究已被社会所接受。今天如果我们将企业中可以归入竞争情报的各种活动做一番浏览,会发现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侧重点,一种是侧重"先进"的竞争情报、一种是侧重"实用"的竞争情报。"先进的"竞争情报有哪些特征?它们一般经过比较完整的系统设计、重工具和软件、重完整性和技术性,以及实施中可能购买外部咨询服务。

在本刊2007年夏季号上我提出了竞争情报"是职业不是学问"的见解,这只是说它本身不足以单独构成学科,但其中当然仍有可传授的专业知识,包括其他领域的学问。经验表明,普通学历教育难以直接造就满足岗位需要的情报人才,因而就特别要强调在职培养,包括入门培训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进阶培训。国内最早冠以"竞争情报"名义的在职培训裸程,可能是1992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举办的一次面向企业的系列讲座。目前国内竞争情报在职培训的业态不很清晰,大体有以下几类情况:首先想到的还是院校教育。正规院校目前仍然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培训基地,特别是其师资的平均学历水平、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积累和背后多学科的支撑,没有其他机构可与其媲美。

在谈到美国政策咨询研究行业的特点时常常会提到他们那里的"人才旋转门",即政府官员下台可以成为专职咨询顾问,而咨询顾问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官员,不过虽然这样做可能有其好处,但显然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体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能源与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能源也正在成为经济技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对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例如2010年1月27日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主任而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也早在2007年12月6日已经建立。

又到了五年一度的规划"大年"。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划与情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国家科技情报体系就是源于第一个重大科技项目规划的制订。而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情报工作者也在各个重大科技和产业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科技情报队伍的影响有逐渐减弱的倾向。曾经的规划主力的地盘,被一些"科技发展战略"之类的新建机构所逐渐"蚕食",

情报失察(Intelligencefailure)调查是对重大国家安全事件中情报工作有没有失职,以及决策者有没有忽略所获情报的调查分析。它缘起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的惨痛教训,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情报体系应该就与这次情报失察调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美国每次重大安全失误,国会都会提出情报失察的调查要求,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情报失察调查历时三年,形成厚达585页的报告,美国国家情报体制由此进行了大改组。

这个话题起源于一个误解。
曾经以为我自己和同事合作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国内最早在内容里提到“竞争情报”这个术语的，新近才发现其实不然。现在国内几大文献数据库将回溯时间推得更早，从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安徽省铜陵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刘怀宝发表在《图书情报知识》1987年第2期上的“略论竞争情报及其搜集方法”（30-32页）一文。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应该是国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而且“竞争情报”一词还是出现在标题上的。

到今年11月,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满五十周年了。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我曾经对这句话望文生义,以为大概是指人到了五十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点束手就命的感觉。最近看到著名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对此的另一番解释,他认为“天命就是自觉有一种使命感,‘知天命’,即领悟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拿这句话来看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倒是很般配。

北京奥运即将举办,借这个时机谈谈体育中的情报这个话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常常以公布美国大学各类排行榜而引人注目,这次它抓眼球的却是一个"最佳职业表"。去年底,该刊根据收入中位数、职务满意度、培训难度、职业声誉、就业市场前景和所需学历等六个指标,列出了2008年31个最佳职业,其中就有图书馆员(可见该刊网站)。

世界上有好多事,既有经济和社会意义值得有人去投身:又有技巧方法和一套说法可以传授和研究,但是并不一定称得上是学科,我国古代将其称之为"术"。我一直以为情报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我最早买的情报书之一就叫做《情报术》(TheCraftofIntelligence,艾伦·杜勒斯著,群众出版社版,中译文1981年公开发行)。当然,现在这种想法属于比较迂腐的了。不要说"红学"可以养活好多专家,大学里新冒出来的稀奇古怪专业,更会让我们这些老土瞠目结舌。

央视电视片《大国的崛起》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热烈议论。我倒是觉得,在一片"崛起"声中,还缺了点什么。其实,以往驰名国际的几本讨论大国崛起的书,都是将崛起和衰亡放在一起讲的,比方说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以及记者威廉·夏伊勒有点模仿前者味道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还有上世纪末出版的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领导不重视情报"常常是国有企业和一些行业所属的科技情报工作难以做好的症结所在。尽管改革搞了多年,时不时还会听到这样的抱怨。现在情况究竟如何,这里说几个例子。不久前我在一次报告中提到了安邦集团在其一份刊物"高地"上发表的一个情况(2006年第14期第2页,6月1日出版),其中披露国家某部委领导对其内部信息部门"发了火",发火原因一是信息部门搞不到有用的信息;二是看到的信息如"过眼烟云",留不下印象;三是有价值的信息没人整理。我在引用时说,这其实就是情报需求。

今年以来我国国家战略中出现了一个关键词:自主创新。科技与工程界自然不去说了,竞争情报行业也不甘落后,仅8月份国内两个关于竞争情报的会议主题就都沾上这个关键词:8月3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了"竞争情报创新与发展学术论坛";8月25日刚刚结束的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第12届年会主题定为"创新环境下的竞争情报"。

我们承担的"国家竞争情报研究"课题尽管已经通过验收,得到不错的评价,但我对最终报告总觉得有点遗憾,感到意犹未尽,震撼力不够。在我国,企业的竞争情报正在走向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其标志之一是外面随便议论的少了,埋头苦干的多了。而我们这个课题研究主要触及竞争情报的国家侧面以及政府的角色。

2015年12月24日汪老离开了我们。这位儒雅睿智的老领导生前为大家所熟悉,不仅因为他是曾任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首长,更是因为他在77高龄时重出"江湖",担起当今中国最敏感台湾问题的重任。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他并不为众人所关注的另一个角色,即汪老作为一个科技情报工作领导的一些往事追忆。